人工智能近年来迅猛发展，相关软件、产品逐渐进入大众视野。人们在感受着人工智能给生活带来指数级变化的同时，也希望对人工智能有进一步的思考：它对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
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见证者，帕梅拉·麦考黛克试图在其回忆录《人工智能往事》中回答这一问题。

作为一位科普作家，帕梅拉从人工智能概念出现伊始，就一直关注着这一领域的发展，并与许多相关科学家保持着友谊。在与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人物交往过程中，她发现源于科学的人工智能并没有走向人文的对立面，相反，它积极拥抱人类思维，体现了以人为主体的思想价值。

在探索人工智能的道路上，帕梅拉以人文的笔触书写科学故事，她认真思索人工智能“传承思想和人物个性”的过程，希望通过一个个故事构建起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“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”，试图调解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冲突。

显然，帕梅拉对人工智能发展是乐观的，但这种乐观态度并非无限度的。她认为，在科技发展过程中，个人信息追踪、虚假信息泛滥、人工系统中的偏见等已经显露积弊，都需要认真对待。然而，她不认同部分人文学者面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心理，并将其称为“狄俄尼索斯式的恐惧”。

当然，她提到的这种心理的产生并非没有道理。

德国哲学家赫伯特·马尔库塞在《单向度的人：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》中指出：“理性主导下的科学技术在提升人类物质生产效率的同时，也使人类不自由的状态得到了合理化。”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过度依赖和盲目追求，使得原本不能被接受和容忍的不自由现象，因科技进步、文明发展而被视作理所当然。

受制于这种框架的人实际上可能在被技术“奴役”，被迫重复单一和机械的劳动。久而久之，创造性和劳作决裂，热情与生活挥手告别，人最终沦为生产线上的零部件。其结果是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技术反倒成了令人“异化”的工具。而当下谁又能真正预见到人工智能是否会成为新一轮“奴役”人的皮鞭镣铐？

在德国哲学家马丁·海德格尔看来，技术的本质是一种“去蔽”的方式。人工智能同众多科学技术一样，给予了现代人认识自我、了解世界的便捷途径，亦是一种“去蔽”的方式。通过人工智能，人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信息并加以分析，进而认知未知事物，但也可能因为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而失去认知事物的其他途径。此时，“去蔽”却成为了另一种“遮蔽”。

帕梅拉当然意识到了这些，所以她认为，事实上，人文学者对人工智能的抵触情绪本质上是“自我保护”的表现，是对未知风险的警觉，是对真理探求的持续渴望。至于一些诸如“人工智能会导致大屠杀”的言论，在她看来，未免显得有些“失之轻率和乃至情绪化”。

但她也提到，这恰好说明在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面前，我们人类应该正视其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并且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拒绝成为人工智能的附庸；应该在利用人工智能提高效率的同时，始终不忘人类自身的独特性，不断思考与探索。

如此，我的理解是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并不具有类人思维，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思考只是依据被设计好的代码而进行，因此人工智能的主体终究还是人而非机器，人工智能如何发展、如何使用，也应当取决于人。更进一步来说，人工智能的目的还是服务于人、辅助于人。

近年来，人工智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愈发突出，在生态保护、生态修复、生态预警等方面都能看见它的身影。若人类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、杜绝中心主义，自然也会懂得如何和与人工智能通力合作。正如帕梅拉指出的，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人类审视自我的一面明镜，也将带着人类去往这个世界上更合适的位置。